其实，经方派和医经派自古以来就是两个不同的流派，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明确列出《医经七家》、《经方七家》两大学术特色迥异的医学流派，其中《黄帝内经》明确属于医经派，而《伤寒论》的前身《汤液经法》则明确属于经方派。在中国上古时期，这两个学术流派完全有可能发源于不同的地域或者盛行于不同的社会阶层，比如一个在官方而另一个在民间。在交通、通讯都非常落后的古代，二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学习非常有限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

比如说医经派中的《黄帝内经》这一家，部落首领坐朝堂，领着一帮子大臣不研究国家大事却专门研究医术，虽说这画面过于惊世骇俗而令人难以置信，但统观全书，其偏于官方、理论、成体系和形而上学的特点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传说中黄帝姓姬名轩辕，是中国远古时期部落联盟首领，同时也是华夏族的祖先。根据历史考证，《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在春秋战国时期，仅仅是托名黄帝。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此书为黄帝组织编写，但黄帝和周王室成员同为姬姓，到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的后裔将先祖黄帝的遗篇加以编辑整理形成《黄帝内经》，在逻辑上也是成立的，而并不一定要把书名和实际编著者完全割裂开来。

《黄帝内经》是基于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以天人合一思想，采用类比思维，以比类取象的方法研究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知识而创立的一套医学体系。

这一医学体系的特点，一是在理论体系上高度完备，二是主要的干预手段是针灸而并非方药。

比如，《内经》中讲“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虚则实之。满则泄之。宛陈则除之。邪胜则虚之”。这种对治的理念我们乍一看以为是讲寒证要用热药，热证要用寒药，但事实上这两段话全是讲针灸的。特别“宛陈则除之，陷下则灸之”，他一个是讲放血疗法去瘀血，一个是讲灸法。其他的表述也都是针对针灸疗法的，只有针灸才能明确地针对经络进行补泻。

相反，《黄帝内经》中方药的记载是极少的，和用整部《黄帝内经·灵枢》的篇幅论述针灸技术相比，整部《内经》仅记载了十三个方剂，史称“内经十三方”，这十三方中有不少还是单方，所以方药治疗并不是全书的重点。

《黄帝内经》自身也记载了不同的地域会诞生不同的医学体系，《异法方宜论》记载“故东方之域…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西方者…其治宜毒药。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北方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南方者…其治宜微针。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中央者…其治宜导引按蹻，故导引按蹻者，亦从中央出也。”，这说明不同的地理、人文、饮食、生活习惯，会导致形成不同的群体体质，也必然导致形成不同的医学体系。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医经派，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构建了详尽的以五脏为中心的天人合一整体观和以针灸为主的治疗技术。

相反，以《伤寒论》的前身《汤液经法》为代表的经方派，完全有可能是发源于另外部落，或者同一部落的不同阶层。这些部落或氏族代代相传的就是一个一个的方子，比如可能我这个氏族首领一代一代地往下传桂枝汤，他那个氏族首领可能一代一代往下传麻黄汤。然后慢慢地氏族联姻，形成了部落，部落联姻形成部落联盟。整个部落联盟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把方子汇集起来，记录下来，这可能就是一本原始的经方派的书。

记录每个方子有哪些药物，如何配制，主治什么，有什么样的使用标准，可能就是这么传下来的。他里面可能没有太多的理论，只有使用的指征和历代使用的体会。就这么传，传着传着就传到张仲景的手里了。据说张仲景的老师是张伯祖，这个张伯祖到底是姓张名伯祖，还是说张仲景叔伯辈里头的一个人，现在不好确定。

张伯祖的手里可能就有一本经方秘卷，记载有每个经方的使用指征，他用这本书里的经方治病救人，有治好的，也有治不好的，但无论如何这些临床经验连同秘卷最终一定是传到了张仲景的手里，而且这本书的名字可能就是《汤液经法》。

张仲景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对《汤液经法》中所载经方的使用指征重新进行了界定，并对它们在于不同情况下使用标准，结合寒热虚实，以及远不如《黄帝内经》完备的阴阳学说，最终写成了《伤寒杂病论》。

通过这一点我们要说什么呢？

我们一直在研究《伤寒论》中经方的组方原理，但事实上经方形成的时候，可能压根儿就不是根据我们现有的药性知识，现有的阴阳五行及脏腑经络学说，并按照君臣佐使的原理去组合形成的经方。经方不可能是这样组成的，而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在传承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经方的使用指征，即某首经方在什么情况下才可以用，什么情况下用才有效。所以《伤寒论》就有了其特有的行文风格，什么风格呢？

一、重在描述脉证，而不讲或很少讲理论。《伤寒论》中涉及到三阴三阳，这一点可能来自于与医经学派有限的交流，用张仲景的原话说就是“撰用…《阴阳大论》”，但却并没有对三阴三阳理论展开进行论述，而是以症状来代表理论，不直接说理论，这是第一点。

二、用君臣佐使的理论去分析经方，会感觉非常牵强。

三、如果你脏腑、八纲辩证去选用经方，也会感觉非常牵强。如常见的气虚证、血虚证、阴虚证、阳虚证，以此为依据去选《伤寒论》中的方子进行治疗，你会发现在《伤寒论》里找不到一个专治气虚的方子来。比方说补虚的典型经方小建中汤，如果治气虚你为什么不加黄芪？你可能说“那好，我用黄芪建中汤”。那黄芪建中汤你为什么又用芍药，芍药也不治气虚啊。如果你补气为什么不用人参？如果按我们经典的思路就会发现经方小建中汤补气根本不如四君子汤好，人参、白术、茯苓、甘草，都是补气的。

四君子汤

按这样的思路，发展下去自然就会出现张景岳这样的流派：《金匮要略》的肾气丸补肾不够好啊，补肾药中为什么还要“三补三泻”呢？为什么我们不把茯苓、泽泻、丹皮这些没有补肾作用的药物去了呢？去了三泻，这样我再加几味补肾的药如菟丝子、杜仲、鹿角胶，变成右归丸多好啊，对吧？

这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张仲景的方子是先有方子传下来的，他不是根据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然后再按五脏，心气虚、心血虚、心阳虚、心阴虚，肝气虚、肝血虚、肝阴虚、肝阳虚，这样一个一个辩证结论，去确立一个相应的治法，然后再根据治法运用相应的君臣佐使理论，结合药物的四气五味去的编造一个方子出来。而是先有这个方子本身代代相传下来，不断对这个方子的使用指征认识，整本《伤寒论》其实是围绕着如何用好这些已有的经方来写的。

未完，待续。

后续请看：经方六重境（四），即：中医是治病的技术，为什么被我们发展成“文化遗产”？